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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與轉型中的外商投資法律環境
WTO與轉型中的外商投資法律環境
 
一、相關背景
       2001年7月3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的實質問題談判取得了最終突破,中國政府、企業、學界多年來期待的夢想終于可以在今年下半年的某個時候得以實現。與當年和美國克林頓政府剛剛達成協議、掃清入世的最大障礙時的近乎舉國歡騰的場面相比,這一次的新聞則顯得冷冷清清。或許,最后加入世貿組織的那一刻到來時,許多人恐怕已經沒有了任何喜悅。這不僅僅是因為15年談判的歷程艱辛、談判官員換了一茬又一茬、黑發人熬成了白發人;也不僅僅因為漫長等待之后的絕望心情;更多的,應該是對真正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之后將要面對、必須面對的種種新的難題而愁眉不展。
      加入世貿組織后,且不說壞帳呆帳居高不下、內部管理漏洞百出的銀行業如何應對國際超級銀行集團的有力競爭;且不說依然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大多數國有企業如何應對跨國公司的虎視眈眈;也不說溫飽尚難解決的中國農業、廣大農村能否依靠于世貿組織之間一紙幾個百分點的協議抵擋得住國際現代化農業的沖擊等等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僅在外商投資領域,我們需要面對一個很迫切的問題是:中國現有的鼓勵外商投資的法律政策以及相關的法律環境是否已經適應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換句話說,現有的外商投資法律制度在入世后是否還能像以往一樣吸引到更多的外資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吸引外資在多大程度上既能保護國內的民族產業又能確保吸引更多的外資投入中國,優化而不是惡化中國的經濟結構。
      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追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更多的外資注入;另一方面,更多外資的注入,直接會導致一個這樣的結果:民族產業不斷的被外來資本蠶食、并吞、排擠,企業生存艱難最終甚至走上破產的不歸路。國內原有企業的動蕩、分化、重組、解體所帶來的社會后果難以設想。
有人要問:既然有這么大風險、這么多困難,為什么不堅持原來的方向走下去?此言差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是個大的潮流,逆流而上并非經濟發展之福、而自外于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無異于閉關鎖國。自覺融入這一進程,并同時保持自己,才是上策。
      實質上,具體分析一下WTO規則以及中國與相關國家達成的協議,加入WTO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主要通過對外貿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兩方面來進行。
      對外貿易方面,主要是所謂的零關稅原則(或關稅減讓原則),即通過多邊貿易談判互相逐步減讓和降低關稅的原則,這方面的談判結果已經使部分工業品和化學品在國際貿易組織締約國之間實現了零關稅。中國從1986年申請復關談判開始以來在長達15年的進程中,逐步減免關稅,許多行業的關稅已經符合世貿組織成員國的關稅水平,相關需要特別保護的行業將按照于其他成員國之間達成的協議,在入世后經過一段過渡期后進行減免。
       外商投資方面,主要是所謂的國民待遇原則,即世貿組織成員的商品或服務進入另一成員領土后,也應該享受與被進入國的國內商品或服務相同的待遇,以體現所有世貿組織成員的平等待遇。按照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國簽訂的協議,中國將大幅度對外資開放金融業、保險業、信息產業等所謂的服務業以及農業等領域,逐步允許外商像中國的國內企業一樣直接投資的這些領域,甚至可以對某些行業的企業進行控股,而這些部門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是限制甚至禁止外商投資的部門。這樣一來,在這些部門所涉及的投資領域,由于許多國家都看好中國這樣一個廣袤的市場,中國入世之后,將迎來一個外商直接投資的高峰期。
      如何使國內的相關行業在遵循世貿組織規則的前提下平穩過渡、并與世界重量級的跨國公司展開競爭,中國相關的對外商投資的法律規范勢必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另一方面,對意欲到中國進行投資的外商來說,如何理解和把握這轉型過程中的中國投資環境并抓住機遇、拓展中國市場,也有必要對相應的法律制度的轉軌有所了解。
      鑒于零關稅原則到來之前的逐步減免關稅的過渡性措施在中國申請加入世貿組織與各成員國達成的協議中已經規定的非常詳細,此不贅述。我們這里主要說一下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將牽涉的有關問題。
二、外商在華待遇:從中國的“超國民待遇”到WTO的“國民待遇”
     中國為了吸引外商投資,僅在稅收方面給與的優惠政策就相當誘人。僅一項“兩免三減”(外商投資企業從開始獲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簡稱“兩免三減”)的優惠就讓外商們每年獲利不菲。當然還有其他許多優惠待遇,而這些待遇是國內的內資企業所無權享有的。在給與外商的優惠政策上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給與國有企業的政策優惠。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外商在華投資企業享有的是某種“超國民待遇”。
      從單純的招商引資的初衷來看,這種法律政策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中國加入WTO之后是否依然會一如既往地堅持這一制度?是否會依然一如既往地給與“外商超國民待遇”?
      我們知道:WTO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國民待遇原則。所謂“國民待遇”,其核心內容,是外國人和本國人在享受權利、履行義務方面處于同等地位。換一種說法:也就是說,給與外國人的權利不應低于本國國民標準。中國入世后,適用這一標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按照現行制度給與外商的待遇普遍高于內資企業的現狀,直接適用國民待遇的結果,很可能導致外資投入的停滯棗沒有了優厚的條件,許多外商肯定會重新考慮自己的投資方向。沒有外資投入,國內經濟發展資本的缺乏依然沒有解決,這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衷。
      另外一方面,入世后,如果繼續不加區別地給予外商超國民待遇,帶來的一個結果使大量的外資潮水般涌入,發展資本問題解決了;另一個結果呢?則是大量的國有的、內資的企業紛紛倒閉、破產,大批的工人失業,這也是中國所不愿看到的。
面對如此兩難的問題,如何解決?
      如果我們稍稍分析一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引進外資的具體情況,就會發現問題可能沒那么嚴重。中國有關外商投資的法律制度中,給與外商投資企業“超國民待遇”的同時,還有一項制約措施棗《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對外商投資領域的限制性規定。至今為止,按照這一目錄所批準的外商投資項目,外商對中國工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等工業部門,在服務業等行業的投資比重很低。當然,這跟中國法律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資的領域有關,加入WTO后,適用國民待遇原則,外資對制造業的投資比重肯定有所下降;但是,隨著中國放寬外資投資限制,以銀行業、保險業以及金融相關行業為代表的服務業的外資投入將會有大幅度的增長。適用國民待遇原則,意味著外商超國民待遇以及所謂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終結,最終所導致的結果不會是外資的大量流失,而最有可能的是行業間引進外資的此消彼長。當然不排除政府為了籌集資金,扶植某個特定行業,或某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而給與外商一定的優惠待遇,比如,西部大開發的藍圖,可能是中國在入世后,外商的超國民待遇在這一特定地區的延伸。
      此外,即便是單純按照WTO的國民待遇規則行事,東道國再給與外國投資者一般國民待遇的同時,往往還可以根據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的需要附加一些必要的限制,比如軍工、核能、航天等部門,大多數國家禁止外商投資,這也是國民待遇原則合理的例外。據悉,最近中國政府高層有關部門已就放寬商業投資限制有了明確的“說法”,這表明中國擴大外商直接投資領域、更新外商投資法律環境以適應WTO規則的步伐正在加快。
      真正貫徹國民待遇原則的結果,對中國來說,可能會導致一些在超國民待遇條件下的外資的流失,同時可能會使得國內一些企業因綜合競爭能力低下被迫關閉,這些都是加入世貿組織的代價。應當看到:在國民待遇原則下,國內的企業和國際的跨國公司真正在中國的市場上處在了平等的地位;優勝劣汰的規律,是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真正原動力。
      真正貫徹國民待遇原則的結果,對外商來說,可能會失去在超國民待遇條件下所享有的一些特殊優惠,在轉型過程中甚至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投資計劃,這些都是在面對加入WTO之后的中國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應當意識到:投資法律環境的轉型,將使中國在有限的時間內迅速采用國際間的游戲規則,一個低關稅、市場規則與WTO完全接軌、市場潛力無窮、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將會是任何一個跨國公司在世界投資相對飽和、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考慮投資時的優先對象。
      一句話:采用國民待遇原則,將會在入世后的中國營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三、外資企業定位:從“中國企業”到WTO的“成員企業”
      國民待遇原則的貫徹,將使中國國內法規定的各種具體的權利義務也直接適用于外國國民,也意味著外商在華投資企業享有的“超國民待遇”時代的結束。
      在超國民待遇的時代,按照中國有關外商投資企業法律的有關規定,這些有中國境外資本參與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以及外資獨資企業都是按中國法律成立、主要營業地在中國境內、受中國法律管轄的中國企業法人。法律意義上講,這些公司是法律擬制的“中國國民”棗而且是享有一些法律上特權的國民。在這個時代,企業層次上的國民分為多個等級:特權階層的外商投資企業、國家特別照顧的國有企業、不成規模的集體企業、備受歧視的私營企業,當然還有一些個人獨資企業、個體戶之類的法律主體。中國經歷了這么多年的改革,本國國民的待遇水平依然高下有別、區分三六九等。已經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主體的不平等,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傷害了市場的公平、公正、效率;這種不平等繼續發展下去的惡果,在入世后的一段時間內將表現得更加突出。
加入WTO,實行國民待遇原則,首當其沖的應當是本國國民待遇原則的統一。徹底放棄原有計劃經濟留下來的企業劃分方法,使所有的市場主體都統一在一部公司(企業)法的規范之下。中國本土的企業國民們的待遇提高和統一,使得他們在入世后能夠在同一個天下平等競爭、公平競爭。令人欣慰的是,在有關入世的接軌措施里,中國的立法者正在考慮以入世為契機,統一內資企業的國民待遇水平,使之實現真正的平等。從而,統一的國民待遇終于不是一個遙遠的期待了。
       到那時,中國企業將不再只是中國法律意義上的企業,同時也是WTO成員的企業;境外的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上已經不同于往日的外商,而是WTO公平競爭大旗下與中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在全球市場享有同樣機會、同樣待遇的競爭者。
四、結語:加入WTO棗中國向法治社會轉型的契機?
      上文所討論的只是外商直接投資法律環境方面的一些問題。事實上,加入WTO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所帶來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許多涉及到改革所遇到的久拖不決的瓶頸問題,可能在中國成為WTO成員后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從這一點說,加入WTO是中國經濟徹底市場化的一種催化劑。加入國際經濟的大循環并徹底開放中國市場,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以及社會的不同階層,會帶來極大的影響。
      中國經濟上開放的結果,應當是將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系融入國際經濟體系,而轉型的過程棗無非是按照WTO尺度和游戲規則去調整和改造現有的制度體系中不適應的部分,并力爭在完全融入前盡量降低和避免一些過去、現在和將來已經和可能存在的各種風險。
     持續多年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為中國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加入WTO將使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投資法律環境的完善,僅憑幾項優惠政策是不能實現的,其中的關鍵:是要有穩定、透明、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但能依法保護外商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而且真正能給國內外企業創造一個公正、平等的競爭環境。因此,這種因應加入WTO而在法律上的“除舊布新”的規模和力度將成為推進中國社會整體法治進程的強大動力。這個意義上,加入WTO應當是中國向進一步法治社會邁進的一個里程碑。
 
                                           (本文來源于 作者  張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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